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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零散的“家庭主妇”的补偿金怎么计算呢

发布时间:  来源:法制日报

婚姻零散“全职主妇”补偿金如何由记者调查浙江法院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情况?

结婚零散的“家庭主妇”的补偿金怎么计算呢

□本报记者王春

□本报通讯员吴攸

在职场上,你在公司的价值与薪资直接相关。 干部、经理、媳妇、员工等,职业不分贵贱,工资一目了然。 但是,他们的“工作”是绕着炉灶转,埋头“带孩子”,结婚结束时,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今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提出了对这类人的“离婚经济补偿”概念,使以家务劳动为主的群体看到了自我价值体现的曙光。

民法典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离婚经济补偿相关法条的适用情况如何,经济补偿额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在浙江省部分法院展开了调查。

经济补偿保护权益

现实的事件比较低

嘉兴市的董先生和赵先生两人都结婚了,两人通过人的介绍认识,于2009年登记结婚。 结婚后,赵先生辞去了工作,在家专心做家务,做着农活。 董先生负责蔬菜的栽培和销售,两人以蔬菜的养殖收入为生。 之后,赵先生生病住院,几乎失去了生活的自立能力。 由于赵先生的生活照顾等原因,双方家庭产生了矛盾,两人的感情逐渐破裂。 今年6月8日,董先生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要求与赵先生离婚。 赵先生同意离婚,同时表示双方在一起生活期间在家务上花了很多钱,要求董先生支付经济补偿金。

审判结果显示,赵先生与董先生结婚后,赵先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家务和农活的管理,两人家庭经营所得的收入主要由董先生负责,赵先生为家务付出了很多贡献,经济地位很弱。 考虑到赵先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地位、对家务的贡献、现在的身体状况以及董先生的负担能力,法院决定董先生向赵先生支付经济补偿金2万元。

法院作出判决的主要根据是民法典第1088条。 夫妻一方在抚养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方面负担较重的,离婚时有权要求另一方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为双方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承办此案的法官范春郁认为,家务劳动这一社会经济运行中不明显、存在感低、无报酬的劳动方式,创造的经济价值不容忽视,对社会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家务劳动的价值必须得到尊重,需要夫妻中多承担家庭义务的一方提供离婚经济补偿。

民法典取消了离婚经济补偿只在约定财产制下适用的规定,将经济补偿范围扩大适用于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 这项规定加大了对家务劳动多方的保护,体现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和对经济弱势群体一方的保护。

据记者调查,目前只有部分法院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经济补偿》法条的案件,占有率不高,“全职主妇”离婚时主张家务补偿的现象较为常见。 例如,2021年1月至10月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离婚纠纷172起,其中要求经济补偿的案件7起,仅为0.4%。 具体来说,有生活困难、需要经济援助、身体疾病、必须接受诊断、养育孩子养育家人的义务等。

综合考虑后确定金额

不是市场价格

2014年9月,衢州市的陈先生和金先生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孩子。 为了照顾孩子,金先生作为“家庭主妇”照顾孩子,承担了很多家务。 此后,陈先生和金先生因生活琐事而矛盾,夫妻关系恶化。 陈先生离婚三次提出上诉后,金先生同意离婚。 她一直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没有固定的收入,身体也因为生孩子而变坏了,所以向陈先生要求经济补偿。

由于两人没有其他财产纠纷,经过调解,金先生最终同意由陈先生抚养两个孩子,陈先生同意给予金先生8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并当场全额支付了补偿金。

“调解中,女方一开始要求补偿20万元,男方表示可以补偿,但20万元对农村家庭来说太贵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航口人民法庭副庭长叶柳娟说。 她认为,在谈补偿额时,主要考虑当事人承担家庭家务的强度、时间长短、是否完全脱离职场、支付方的经济实力、双方是否离婚有过错、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等。

在实践中,由于标准模糊,法院的最终判决未必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一般会就当事人主张的金额打折扣。 另外,叶柳娟认为:“家务补偿的目的是让全社会认可主妇的支付,不能完全根据做家务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在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宣判的离婚案件中,丈夫与他人重婚抚养两个儿子,因此离婚时妻子要求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共计35万元。 北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酌情判决丈夫给予妻子15万元、5万元赔偿,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审。

单纯以时间和金钱计算,妻子2006年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孩子的抚养和家庭开支全部由女性承担,15年间为15万元的补偿,一年为1万元,一个月不到85元的补偿。 这样,补偿额长叹一声,但实际上,15万元并不等同于女性家务劳动的全部价值。

北仑法院法官张新荣告诉记者,家庭事务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用市场价值直接衡量。 法律规定,有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的一方必须是义务较多的一方,“义务”包括抚养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这个“等”字必须在法院给予自由裁量的空之间,判断一方是否负有很多义务,并结合一方在家庭义务上花费的时间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所得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衡量。

司法实践难点频繁

详细调查解决困难的问题

家务劳动与一般的社会劳动不同,具有封闭性,多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很难让别人知道其中谁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即使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由于当事人不刻意保留相关证据,诉讼中也难以举出证明付出了更多劳动的证据,给法院的案件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记者调查表明,不仅举证困难,而且在实践中法官审理此类案件面临诸多难点。 例如,补偿金额难以确定、“义务”如何定义、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期限不确定等问题。

婚姻法和民法典中都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额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一方承担了很多义务”中应该如何定义“很多”? 决定补偿额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在家务劳动中,付出劳动的一方牺牲了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巨大的感情,这些无形的价值应该如何用实物来衡量?

另外,关于离婚经济补偿是现金支付、实物支付、其他形式的支付、一次性支付、分割支付、还是一定期间内的支付,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个制度能否真正发挥其价值。 光靠法官自由裁量,容易导致该案的不同判决,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有损司法权威。

叶柳娟在实践中确定补偿额标准时,基于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原则,法官们经常考虑的因素有:夫妻关系存续期的长短、是否生孩子和孩子的数量、离婚后的孩子与哪一方共同生活、离婚后双方的生计能力等。 特别是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离婚经济补偿额必须综合判断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况,如果法院在具体分割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考虑到家务多的一方的利益,则可以在判决离婚经济补偿额时适当减少。

在采访中发现,案件法官们对这类案件难点的破解方法,在案发前尽量进行详细核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尽量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金额。 另外,应当加强诉讼前、诉讼中调解和释法的明确理论,尽量解决双方的不满,达到服从判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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